第五，积极推进市场导向的企业并购重组，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所以按照保增长、调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次序安排，要把保增长放在调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后面，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保增长。通胀通常发生在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时候，随着我国经济形势企稳向好，实际增长率进入潜在增长率区间。
但随着此次经济周期在2009年第一季度触底，第二季度开始回升，物价指数（CPI）环比上升，同比11月份触底转正，CPI上升趋势十分明显，所以有通胀预期也是很自然的。还要指出，为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需要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推迟退出，客观上也是继续推动物价上升的因素。我国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在8%～9%左右。但抑制因素也不能忽视，故上升较缓。我国率先复苏，恐怕也要在这方面先走一步，将宏观调控由过度宽松转向适度宽松再转向中性稳健的政策。
国内产能过剩的形势还在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即将进入潜在增长率的区间，在此区间将宏观政策调整到中性，是个机遇期。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也很高，至少不比中国低，但新加坡的社会却是非常稳定的。
等到政治人物介入，社会分化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经济学上的供求规律一方面已经很难解释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因为过度的投机因素和权力因素），另一方面也很难为解决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提供思路。但是，政府的调控政策很快就遇到了来自既得利益的反弹，主要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机）者。这是因为新加坡用市场机制来创造财富，用社会政策来保护社会。
至少从大多数社会成员看来，政府不能推行房地产税，是因为已经购买了多套住房的既得利益的阻力。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房地产 。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对社会的冲击极大，一步步破坏着中国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居者有其屋表明住房是最基本的社会需求。例如可以对每家每户的第一套房不征税，购房越多，就要征收越多的税。一些官员和学者纷纷出来表示，在房地产上，政府调控不能过度，要讲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面对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政府该怎么办？在中国，房地产问题已经大大超越经济问题。用今天的话就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为了控制犹如脱缰野马的房地产价格，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政策，至少希望能够暂时缓和社会日益不满的情绪。但是因为缺失社会保护机制等原因，今天中国各社会阶层面临各种不同困境。
甚至很多国家通行的房地产税也实施不了。有效的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制度，保障了新加坡老百姓最基本的社会权利，其中政府组屋制度更是社会制度的核心。
中产阶级面临无产阶级化（或者贫民化）。社会的大多数本来就对政府控制房地产的决心和政策力度没有抱足够的信心。
）就是说，政府实际上还没有明确的思路，来建立一整套规制房地产市场的制度，而是继续采取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式方法。要知道，从中央到地方，衡量政府成绩的还是GDP。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为了保全GDP主义，社会总是成为受害者。为什么经济发展那么好，社会还是那么不信任政府呢？如果意识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破坏是同一个过程的话，就不难理解了。房地产从各个方面正在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简单地说，在新加坡，上不封顶为人们创造财富提供了极大的动力，而保底则是让社会大众充分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从中国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来看，社会工程做得好，就是新加坡化，做不好，就会是泰国化。在任何社会，住房都是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支柱。
中国人口多，并且还在继续增长。他们既有充足的财力，又了解政府GDP主义的弱点，因此就可以从容地应付政府的调控。
在很多年里，房地产领域已经造就了巨大的既得利益。很多年来，在诸多政策领域，政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
问题的复杂性背后实际上是既得利益的阻力。中国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和政策界讨论中国是否是拉美化。一旦当房地产成为中国GDP增长的主要来源时，其不可避免成为了破坏中国社会基础的祸首。把中国和其一些近邻作比较更能说明问题。
一句话，房地产市场的核心问题是社会问题，不是经济问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生存、中产阶级的培育、社会对政府信任的重建等等，都可以和房地产发生关联。
结果造成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频临内战的局面。今天中国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让很多人不明白。
最近在房地产领域，中国（中央）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购买者（包括投资者和投机者）之间似乎已经进入了一场拉锯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开发商都认准了这一点，他们清楚得很：你要GDP，最终还是需要为房地产市场松绑的。
美国和俄罗斯等拥有大量土地而人口少的国家，可以通过大量加大供应而稳定房地产市场。这又进一步使得中国的改革陷于困境。很显然，在既得利益面前，有关方面推行房地产调控的决心和其出台的政策的力度都会受到影响。不过，人们没有必要把中国和遥远的拉美作比较。
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有明确的社会建设目标，例如1980年代的温饱社会，1990年代的小康社会和全面小康。既然是最基本的社会权利，那么这一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就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稳定，即有恒产者有恒心。
一旦既得利益开始动员其支持力量，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财力）、权力、还是知识方面的，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来抗衡政府的政策。一些政策甚至走向反面，即本来是要让社会受惠的政策，演变成对社会的破坏。
（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房产税是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的有效经济方法。应当说，到目前为止政府所推出的政策多是为了控制房地产，例如收紧对房地产的贷款和限制家庭购房的数量等。